这则新闻的影响，从新华社给予的报道规模可见一斑。新华社不仅连续追踪了对于火灾的损失评估和事故分析，而且以“新华时评”发表评论文章《痛心大火，留下多少追问》。作者白靖利为新华社云南分社的记者，他在为大火造成的损失扼腕叹息的同时，也提出关于古城以及古建筑保护和开发的追问：古城消防措施长期存在短板，“各地在重视的旗帜下，究竟是否制定出了真正有效的消防方案?如果经不起实际的检验，种种所谓的‘专门预案’是否有流于形式之嫌?”

　　这样的追问并非杞人忧天。因为独克宗古城大火并非孤例，仅仅去年一年，湖南洪江古城、云南丽江古城、重庆风雨廊桥等古城古迹，都曾遭受祝融之灾的摧残。白靖利的文章指出，虽然土木结构、道路狭窄难题是客观存在的，有关部门灾后的解释也振振有词，但是以古城、古建筑等名义向游客收取的维护费和门票不也所获不菲吗?这些可以用以改善短板的资源，“最终去向何方?”又“是否有专门的消防支出”呢?

　　《广州日报》1月13日对此事的评论，也注意到古城之“利”与古城之“患”之间的联系。署名李光金的文章《古城过度开发此“火”亦当防》给出一组数据：2012年香格里拉县实现接待游客七百多万人，完成旅游总收入70多亿元，全都两位数增长。这令对当地颇为熟悉的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杨福泉不喜反忧，他认为：“最近七八年来，独克宗古城发展太快了”。李光金认为，“‘不知疲倦’地工作，不但造成了(古城)‘肌体’的损失，也对其健康有所威胁和破坏。”

　　诘问也好，诊病也罢，若不吸取教训，灾难可能就在下一个梦想之地等着我们。《北京青年报》1月13日的评论《香格里拉大火背后的双重缺陷》，作者苑广阔从独克宗古城在消防设施上存在的“技术缺陷”谈起，挖掘出“技术缺陷”背后的“意识缺陷”。这与本报同日时评版的文章《古城之火与我们的凭吊》观点相近：独克宗古城的损失惨重至此，恰恰正是一个直白而彻骨的讽刺———“相对于我们曾经拥有的‘财富’，我们所实行的看护，显得如此漫不经心、敷衍了事”……

　　原来我们视为珍宝的古城，也不过是嘴上的宠物而已。

　　然而，也有人不同意做这样简单的联想。寇军在红网发表评论，标题就与众多警醒文章唱了反调。《质疑香格里拉古城火灾要“厚道”》，作者认为：“习惯性质疑”看似“觉醒”，实则可能“冤枉好人”甚至“误伤”其他;独克宗的繁荣，不仅不是“过度开发”，反而是一种业已成功的模式;用“开发过度”来分析火灾的成因，有点“不厚道”——— 喜欢香格里拉的人，不能“既想从‘月光之城’中领略古代的意境，来满足自己的历史审美，又不乐意看到当地人从旅游开发中获取现实的利益”……

　　最后，我们还是在独克宗古城这样的“前世之宝”，究竟是“保护为首”还是“开发为重”上，产生了分歧。

　　《法制日报》王传涛的文章《文物保护永远重于文物开发》观点很有代表性，作者首先点出独克宗古城最重大的价值——— 我国保存最好、最大的藏民居群和茶马古道枢纽。让这样的“前世之宝”遭逢大火，烧掉的，可不仅仅是1亿元资产和当地居民的生意经，它让全国人民对传统文化的惨重损失感到心疼。虽然“旅游开发无原罪”，但是，在陶醉于经济成就、共享开发红利的时候，别忘了当代人对于这座古城另外一个重要责任——— 保护文物古迹，保护传统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的现实载体。

　　在《人民日报》1月13日对香格里拉大火的关注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关于独克宗保护与开发中的细节：被网友担忧着的“明代建筑”——— 阿布老屋，原来实为房主人从附近农村采购了梁柱等主要构件和一些雕刻件而重新建设的，严格算起来也只是“清末建筑”;最有文物价值的迪庆州博物馆在此次火灾中逃过一劫，而许多老街旧屋烧毁后的断壁残垣，却让人们注意到“古城”里套建“新城”的奇特景象……物质的变化，只是古城“进化”的一个层面，《人民日报》的报道还提示一个容易为我们所忽略的问题：独克宗古城在消防设施和策略上存在的隐患，其实与一种古城保护思路也有一定关联性——— 那就是在所谓“古城新用”中，存在不尊重传统智慧的偏见。

　　像香格里拉的独克宗一样，在全国各地渐成风潮的“古城热”，将“建筑街巷的古代‘躯壳’和现代使用功能‘拧巴’在一起，造成许多不便甚至安全隐患。”而其背后，“经济利益的驱使和城市管理的缺失难辞其咎”。从事文物保护工作近20年的专家李钢说，独克宗古城里以前的许多建筑空间都被“开发”了，“我们看到的古城还是以前的古城吗?”

　　连文物专家都疑惑了。虽然李钢强调：“无论如何，独克宗大火应让重建工作和其他古城的保护者警醒，古城新建新用，必须充分尊重和借鉴传统智慧!”而他的观点，与本文标题的概念来源——— 2000年10月身为作家和传统文化保护先锋的冯骥才先生，为中国古城会所作的题词《前世之宝，后世宝之》——— 的理念同气同声，但是，如何尊重传统，如何借鉴传统文化中的智慧，才是我们亟待解决的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