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真正保障学生春游权，必须首先豁免学校的无限责任。学校只需尽到精心预案、谨慎从事、仔细看守，不应负更多责任。类似海南的极端悲剧事故，经济责任交由保险赔付，法律责任则依法进行，不可滥用刑责追究。

　　8死32伤，海南一场学生春游事故，7人被刑拘，包括涉嫌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老城欣才学校校长、学校投资人等。春游出事，校长被拘，引发的寒蝉效应可想而知，央视干脆以“校长，还敢组织春游吗?”为题采访了多位校长。

　　大凡群死群伤事故，责任人追究不力的抱怨常有，引发大规模舆论同情的却罕见。从已有报道看，出事大巴涉嫌越界运输，走小路逃避检查从而肇祸，但校方若是尽到自身审查责任，不应过多负责。如此恶性交通事故固然令人痛心，但仍然是意外。

　　以央视为代表的社会舆论普遍同情校方，一方面显示公众对安全事故处理的维稳模式并不认同，比如为了找出责任人不惜矫枉过正导致追责扩大化。另一方面，人们对校长际遇感到不平，其实是对中小学生春游权利面临废黜的担忧。

　　国人对春游的爱与怕经历了多次反复。像我们在上世纪做中小学生的一代是有福的，管理粗放，人心简单，师生情深，没有申报、预案、组织，老师单人就敢带学生跋山涉水。

　　安全何时挡在了春游面前?春游与安全的“敌对关系”是何时形成的?大约是进入本世纪后的事。比如成都，2001年后，春游进入冬眠期，直至2008年，成都市教育局下文要求中小学一年至少组织一次春秋游。去年发布的《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更进一步鼓励地方政府可以探索安排中小学放春假或秋假，以利学生修学旅行。

　　春游是每一个学生的权利，春游课应该是中小学生的必修课，基于这样的教育理念，经过各界多方努力，才使春游重新回到中小学生的课程表上。在安全的隐忧和春游的快乐中间，中国社会开始变得更有勇气、更倾向于后者。

　　但海南事件再次证明，春游之乐一旦变成春游之殇，安全与责任体系是多么脆弱不堪一击。春游的发起组织者非学校莫属，在责任界限不明的情况下，学校也就成了春游安全责任的无限承担者。由此产生的怪象是，一次春游，足以让所有人失眠———学生是兴奋，校长则是焦虑甚至恐惧。

　　要真正保障学生春游权，必须首先豁免学校的无限责任。学校只需尽到精心预案、谨慎从事、仔细看守，不应负更多责任。类似海南的极端悲剧事故，经济责任交由保险赔付，法律责任则依法进行，不可滥用刑责追究。

　　另外，安全与春游并非不可兼得。反思此次海南春游事故，遇难学生多是甩出窗外后被侧翻大巴碾压，如果每个乘客座椅都有安全带而且不是摆设的话，车祸不会导致如此惨痛后果。归根结底，在生命面前，所有的精神价值，如同1后面的0，1没了，0再多也没用，只有前者有保障，后者才有意义。

　　春游诚可喜，生命诚可贵，春游与安全如何两全?中国学校的春游计划是存是废?为学生系上安全带即可，不必猛踩刹车。